药食同源的历史与起源

食”是人类进化的主要动力之一

《汉书·郦食其传》记载：“民以食为天”，“食”一直是人类甚至所有生命体面临的首要问题，食物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类的进化和发展方向。现代分子生物学和解剖学证据显示，人类祖先（智人）起源于非洲。古代非洲热带雨林所产的各种水果及植物占据了早期人属动物70%以上的食物来源。人类从发明狩猎工具、学会用火及探索群体合作模式才开始能捕猎大型动物，吃肉才开始普遍起来，肉食对人类增加能量摄入和推动人脑的进化具有重要意义。随着东非的气候由暖湿变为冷干，非洲雨林生态类型开始向稀树草原过渡，生态结构变化导致人类向狩猎采集社会过渡，据估计，狩猎社会56%~ 65%的营养素来源于动物。随着人类文明进程加速，人类狩猎能力不断进步，人类数量不断增加，可狩猎动物数量不断减少，近1万年来人类开始驯化动物和种植谷物，逐步步入农耕文明。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药古代传说认为，神农氏是我国从狩猎文明向农耕文明转化的主要推动者，神农氏的两大发明：一是医药，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；二是耕稼，即神农教会人们“察酸苦之味”“食五谷种庄稼”。公元前21世纪，相传大禹因治水有功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——夏朝，由于夏朝年代久远，文献资料极少，但可以查到精通烹调技艺的庖人，烹饪药物便于服用的资料。夏桀无道，“治大国如烹小鲜”的美食家伊尹帮助商汤建立商朝，伊尹也是中国药膳学的鼻祖。发展到周代，朝廷所设立的医疗机构中就设有“食医”这一职位，《周礼·天官》称食医“掌和王之六食、六饮、六膳、百羞、百酱、八珍之齐”，疾医则是“掌养万民之疾病”。至此，人们对食品和药品的认知已经达到一定高度，食品和药品开始逐步分离出来。药食殊途人类文明进入春秋战国时期，食品和药品传世著作开始逐步丰富起来，从资料可见，当时药食同源理论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，尤其是《黄帝内经》对自然与人体、食物与药物的认知至今都难以超越。《黄帝内经·素问》记载“毒药攻邪，五谷为养，五果为助，五畜为益，五菜为充，气味合而服之，以补精益气”，认为药和毒一样主要用于治病，而食物则用于补精气。发展到东汉末期，《神农本草经》将本草分为上、中、下三品，其中“上药一百二十种，为君，主养命以应天，无毒。多服、久服不伤人。欲轻身益气，不老延年者”。虽然现代科学看来，上品未必真正安全，但上、中、下三品分类一定程度上为药食同源发展奠定了基础。唐代药王孙思邈对食品与药品的理解已鞭辟入里，在《黄帝内经》之后再创新高。孙思邈在《千金方·食治》记载：“安身之本，必资于食；救疾之速，必凭于药。不知食宜者，不足以存生也，不明药忌者，不能以除病也。夫为医者，必须先洞晓病源，知其所犯，以食治之；食疗不愈，然后命药”，可见孙思邈对药食已经有非常精辟的认识。《食疗本草》中总结了唐以前的食疗成果，著成我国现存最早的食疗专著。宋代《太平惠民和济局方》中收集了历代方书和民间验方，并专门论述了食疗方剂；后世医家论著如《救荒本草》《本草纲目》等对药食同源物质和使用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完善；在清代王公贵族中，食疗药膳风靡一时，《清宫秘方》《清宫食谱》中均有相关记载。清末鸦片战争之后，西方医学传入中国，中医药地位受到较大的影响，药食同源产业发展也进入低谷期。北洋政府教育部于1912年11月颁布“医学专门学校规程”和“药学专门学校规程”，医学科目48种，药学科目31种，均无中医药学内容，完全将中医药学排斥在医学教育系统之外。1929年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采取了反中医的政策，甚至通过“废止中医案”，对中医药的发展造成严重伤害。1936年颁布的《中医条例》中仍然存在许多歧视、排斥中医药的内容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医药地位的巩固和发展取得了一系列进展，从事中医药教学的专家学者编撰了药膳、食疗类专著，如《食物中药与便方》《实用食物疗法》《食补与食疗》《中国药膳学》《中国食疗学》《药食同源物质诠释》，药食同源产业步入规范化发展阶段。